古代，陵墓（坟墓）特别是帝王级的陵墓，保护措施相当严格，是不能乱动的。如明、清两朝律例，挖坟掘墓者“斩立决”。不要说挖了，就是进去看看，都可能遭杀头之灾，“挖祖坟”的念头是一丝不能有的。不只如此，还要祭拜、修缮，如在清代，康熙、乾隆下江南路经南京时总不忘去拜谒明孝陵。如今在孝陵享殿前门基址上的“治隆唐宋”碑，就是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第三次下江南时所题。朱元璋在建了大明王朝，当上皇帝后，同样不忘过去的君王，要一一祭奠，还给汉高祖刘邦专敬了一杯酒；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，虽然是民主时代的文明领袖，依然承继规矩，率众民国大员去祭拜明孝陵。
帝王陵一向是神秘的，属“禁地”，连陵区周边的围墙都是靠不得的，牛羊也不会让放。中国帝王陵的选址到底神不神呢，其实不神，差不多都离不了一个共同的标准，即“龙、穴、砂、水、山，无美不收，形势理气诸吉咸备”。一旦具体说起来，内容就复杂了，在执行时忌讳很多。“风水说”是用于诸如住宅、庙宇这些人类活动场所选址，但在传统“阴阳”学说左右下，人死了是去阴间，是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，所以要“事死如事生”，陵墓的选址不能马虎，就是民间人们在给逝去亲人安葬时，仍要讲风水。而帝王陵选址的好坏，直接影响国运、江山的兴亡，格外受到重视，选址不慎被帝王杀掉的风水先生不在少数。
各帝后妃陵寝的选址和营建也是这样，无不考虑龙、砂、穴、水、山、明堂、近案和远朝的相互关系。期望背后龙山重岗、开屏列帐，陵区负阴抱阳。左右护砂，环抱拱卫，溪水分流，藏风聚景。近案似几，远朝如臣，使建筑物前后对景，遥相呼应。当自然山川条件不能十全十美时，就人工加以修，补、填、挖，把自然和人文有机结合在一起，造就出一个理想的“人造”风水宝地。
清代帝王陵寝选址、规划时的“天人合一”观念，承继的是明朝的一套，其首倡者是开国皇帝朱元璋。在中国都城中，南京的都城城墙是不规则布局的，到过这座世界目前保存最好、最长的都城墙的人会发现，墙体都是傍山依地形顺势而建，城墙带景象优美。如依传统的“中轴线”理论，方方正正，就不会有“鬼脸照镜”这样的“金陵四十八美景”。朱元璋为自己选择陵地址时，也追求陵与自然和谐统一，“遵照典礼之规制，配合山川之形胜”。
元璋与历代皇帝一样，宗法礼制，崇尚祖先。不同的是，朱元璋更迷恋，对陵址选择的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，以此求得风水佳境，赐福朱氏子孙。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陵寝制度，是在明朝完备起来的，明朝的帝王陵分布在四处，即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“祖陵”、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“皇陵”、葬朱元璋的南京“孝陵”和北京的“十三陵”，这些陵所在都是“风水宝地”。
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钟山风景区，几乎就是当年明孝陵的整个范围。在这处庞大的帝陵区域内，设计者将整座钟山以及部分水面作为重要的“风水”景观，一齐纳入孝陵的建筑规划设计中，从而实现了“因山为陵”、“天人合一”的中国帝陵建筑传统和文化理念。
钟山古称“龙山”，早在江东末年，已被诸葛亮、孙权等政治家视为“龙蟠”之地，朱元璋作为大明开国之君，更不会放过这块宝地，自然会择金陵“龙脉”为葬地。后来，孙中山、蒋介石都选择此地为自己的归宿，也是因为钟山是风山宝地之故 朱元璋选择在钟山之阳建造陵，钟山之阴建陪葬功臣墓，南北对应，尊卑昭然，这完全符合古代“风水”要义。
钟山有东、中、西三峰，在风水上称“华盖三峰”，而以中峰最尊，孝陵恰好处于中峰之南玩珠峰下，而最早将这块地盘视作风水宝地的是梁代高僧宝志和梁武帝萧衍；
在孝陵之西，有一座小山，人称“小虎山”，从风水地貌上分析，正处于孝陵之右的“虎砂”位上，与孝陵之东的“龙砂”之象左右对列；这座如屏的小山就是孝陵风水中的“案山”，
西南方向的前湖及逶迤南下的“钟山浦”也具有灵动的“朱雀”风水特征。
这样孝陵陵宫及宝城就具备了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的风水“四象”，加之孝陵的三道“御河”都呈左向右流淌的形势，这种水在风水上称“冠带水”，自然形成，十分难得。
在明、清帝王陵的择址上，表现最为明显。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，以北称”后龙”，是龙脉来源；
陵区以昌瑞山为靠山，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；
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；
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；
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；
马兰河、西大河二水环绕屈曲流过，环抱有情。
清东陵是“山环水绕、负阴抱阳”的风水格局。青山环护，形成了拱卫、环抱、朝揖之势，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。
